1963年年底，焦裕禄得到了组织的批准，回到久违的故乡——山东淄博，探望年迈的母亲。自从参加革命以来，已经过去了17年，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家。这次返乡在线证劵杠杆，对他来说不仅是一次久别重逢，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。

在临行前，焦裕禄向兰考县县长程世平借了一些钱。程世平看到他身上仅穿着一件破旧的空心棉袄，十分心疼，于是决定拿出自己的布票，想给焦裕禄买件新衣服。然而，焦裕禄一再推辞，表示自己不需要。程世平便苦口婆心地劝他，必须做一件内衣，以免回到家中让年迈的母亲心疼。最终，在程世平的坚持下，焦裕禄被硬拉到街上，挑选了一件便宜的布料做的衣服。

回到家乡的那天，村里的人们听闻这位“大官”回来了，都蜂拥而至，热烈地迎接。然而，大家看到的却是穿着破旧的棉衣和鞋子的焦裕禄，他的穿着甚至比村里的贫困青年还要寒酸。这种简朴的装束，让人不禁感慨他为人民做出的牺牲。

焦裕禄在家乡呆了半个月，便急忙返回兰考，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他全身心地投入事业，饱受工作压力的痛苦，只有他的妻子徐俊雅深知这一切。寒冬腊月，冷风刺骨，她将秋衣、棉衣、罩衣一层层穿在丈夫身上，再将这些衣物放在被窝中捂热，才能穿到焦裕禄的身上。

有时，焦裕禄也会在家里拉起二胡，那悠扬的琴声中，仿佛在对妻儿们诉说着不舍与思念。每一次的琴音，都是对他们深深的依恋。

后来，焦裕禄因为身体状况恶化，住进了开封的医院。尽管医生嘱咐他要安心养病，但他始终挂念着兰考的工作，心急如焚，生怕耽误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。经过细致的检查，医生建议他立刻前往郑州接受治疗。

然而，焦裕禄始终不愿意去，担心治疗费用的花费会增加国家负担。他认为自己可以坚持下去，直到地委的领导们一再劝说，才最终同意了去郑州接受治疗。医生的建议是，只有尽快治好身体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最终，焦裕禄在妻子的陪伴下，前往郑州的医院进行详细检查。

结果出来后，医生将焦裕禄的病情告知了妻子徐俊雅，诊断为“肝癌早期”。徐俊雅虽然早已知道丈夫病重，但从未料到病情如此严重。她忍住泪水，不愿告诉丈夫真相，擦干眼泪后匆匆回到病房。

焦裕禄察觉到妻子的异样，紧张地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徐俊雅含泪告诉他，她只是想念孩子们。那时，焦裕禄已隐约意识到自己的病情，也早已知道自己需要转院前往北京治疗。

在北京医院，专家们通过手术确认焦裕禄的肝癌已进入晚期。医生们紧急与徐俊雅商议，决定给焦裕禄开出一张虚假的病历，上面写着“慢性肝炎，注意休息”。他们告知焦裕禄的情况后，提出采用保守治疗，但焦裕禄的生命最多也就剩下20天。

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，焦裕禄选择住进了消化科的普通病房。他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，直到省领导们前来探望时，大家才意识到他竟是兰考的县委书记。

那时，医院的治疗条件非常简陋，病房里许多癌症患者因剧痛而不断呻吟，焦裕禄却始终保持沉默。他虽然常因剧痛满头大汗，却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。

即使病重，焦裕禄的食欲极差，护士们多次送来营养餐，他却坚决拒绝。他常坐在病房的藤椅上，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肝部，右手总是紧紧握住疼痛的部位，藤椅的扶手因此被顶出了一个洞。即便如此，焦裕禄依然乐观，每当兰考的工作人员来探访，他无论多么痛苦，也会微笑着迎接他们，询问除“三害”工作的进展。

焦裕禄曾多次托主治医生联系兰考县委的新闻干事刘俊生。每当刘俊生带来好消息时，焦裕禄总是异常高兴。有一次，他得知兰考小麦长势良好时，激动地说：“你回去时，一定要给我带一些麦穗，我要看看它们。”然而，当他刚讲完这句话，就突然昏了过去。

当他醒来后，仍然握住刘俊生的手，语气急切地说：“我梦见兰考的小麦丰收了，快带一些来让我看看。”他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兰考的人民身上，尽管身体早已无法支撑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焦裕禄数次病危，他多次要求医生不要使用昂贵的药物。有一次，医生看到他因剧痛而满身冷汗，想为他注射吗啡来缓解痛苦，但焦裕禄始终拒绝。他宁愿忍受痛苦，也不愿意浪费资源。他不舍看到其他病友受苦，宁愿自己承担一切。

在临终时，焦裕禄将自己戴了多年的手表递给女儿：“小梅，这手表象征着我一生的承诺。我的财富，只有党的事业。我唯一能给你的，就是《毛泽东选集》。”他说完后，又叮嘱妻子徐俊雅：“生活上要节俭，不要轻易向组织请求。”
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整理遗物时，同志们在他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：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

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475天，他走遍了兰考的1800平方公里。特别是在朱庄，他亲手种下了一棵泡桐树。随着岁月的流转，这棵树逐渐茁壮成长，成为了当地人心中“焦桐”。每当人们看到这棵树，他们不仅会想起焦裕禄为兰考付出的辛劳，也会深深怀念他那不屈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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